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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体验与文学治疗――论阿寅《土司和他的子孙们》的叙事特色文学常识www.hlmsw.cn,熊选国简历

时间2021-04-05 来源:若初文学网

  核心提示:阳春三月,夭夭碧枝,皎皎风荷,暖风熏醉,染了春扉。安静的午后,静静的梳理着自己的思绪,轻轻的敲打着心语,不想惊扰沉睡的记忆,不想扯住渐行渐远的思绪。初春的日头,终究是有了暖意的了,鹅黄的嫩绿轻轻浅浅的...
 

     阿寅的长篇小说《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以中国西部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地质构造的冲积区为自然地理区域,以雪域游牧文化与高原农耕文化交汇地带为地域文化板块,以土司村寨、西番庄、银川驿、河州城为人物生存空间,围绕锁南普土司家族的祖先与子孙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遭际命运,塑造了土司、僧人、牧人、农民、土匪、教师、干部等诸多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作品在地域文化展示、家族文化挖掘、人物形象塑造、宗教思想阐发等方面颇具特色,是一部可以从多个角度阐释的小说文本,也是新世纪甘肃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本文将从人类创伤体验与治疗功能之间的关系出发,详细探析该作品在叙事主体、叙事内容、叙事功能、叙事品格方面的鲜明特色。[1]
     一、叙述主体:精神病患者
     心理疾病、精神异常、死亡体验、世界末日等非常态的意识情状一直是精神病学家与心理治疗专家关注的对象。作为人类精神世界中的“另类”图景,这些意识情状也是作家审美创造的重要对象。作家在这一创造过程中既充当着精神病患者的角色,也发挥着精神医师的功能,他们不仅以精神病患者为叙事视角,还以精神病患者所感知的世界作为叙事内容。鲁迅《狂人日记》、余华《一九八六》、阿来《尘埃落定》、贾平凹《秦腔》、史铁生《我的丁一之旅》、残雪《山上的小屋》等作品就通过“狂人”、“疯子”、“傻子”等人物视角进行小说叙事,体现出作家对叙述结构与叙述语言的自觉探索。
    阿寅的长篇小说《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承继和创化着文学叙事传统中非常态叙事的文学经验。该小说的叙事者“我”是作为土司后裔的王世文,是一个精神与心灵遭受创痛的青年诗人形象,也是一个敏感、自尊、倔强而又自卑、怯懦、脆弱的精神病患者,历史记忆与现实体验交织缠绕在他纷乱起伏的意识波涛之中,小说就以王世文的意识流动组织全篇。同时,为了给叙事的时间之网与意识之流确定一个空间坐标,作家选择了“拘押室”作为回忆叙事得以展开的空间形态。拘押室既是王世文身体自由被禁锢的空间,又是其各种意识得以聚合的场所。小说的故事叙述起于拘押室,终于拘押室,因此形成了一个宛如闭合电路般的叙事结构。各种意象、意识如自由电子,在叙述“电路”生成的磁场中不断跳动、碰撞、分化、聚合,创生出一个充满审美磁力的话语世界。
    《土司和他的子孙们》展现了生命个体在不断遭遇挫折时的精神痛楚和灵魂挣扎。作为“精神抑郁症患者”的“我”在小说开头被关押在一间狭窄、潮湿、寒冷、黑暗的房间里,喘不过气来,胃里泛潮,脑袋快要炸裂,记忆一片空白。“我像一只受了伤害的狗,蜷曲在一张窄窄的板床上,用一双充满焦虑的眼睛,不安地张望着对面墙上的那扇小窗子。我敢肯定,这是我能与外面的世界联系起来的唯一通道。”“更糟糕的是,在这混乱的思绪中,我不但没有找到过去的我,反而将现在的我也丢掉了。我甚至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又到那里去?”“自从被关在这间小小的拘押室,我便失去了与外界联系的自由。但是外面的世界带给我的烦恼和伤害,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可恶的昏厥症,让我尝够了失忆的痛苦。”就在这样精神状态中,“我”跌跌撞撞地踏上对土司家族命运的回忆旅程。到小说的结尾,“我”走出了拘押室,获得了身体的自由,而回忆之旅随之戛然而止。在具体叙述中,“我”常常陷入昏厥、梦魇、梦游、失忆、疯癫等精神状态中,呓语、梦话、疯话与民间歌谣、佛家偈语、抒情诗歌相互交织,呈现出一种秩序与混沌、清醒与迷狂、传说与现实、恶梦与幻觉双向生成而又多维错综的精神病患者的思维特征。
    二、叙事内容:创伤性体验
    “创伤性体验”是指一个生命个体在其生活中因肉体损害、精神挫折等引发的否定性经历,常在主体的心灵世界中留下刻骨铭心的形象记忆与情感记忆,使其陷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之中。《土司和他的子孙们》展现的是土司家族的衰落史,也是王世文精神创伤的生成史。“回忆会带给人幸福和满足,但更多的却是痛苦和遗憾。”小说中王世文创伤记忆的生成源于祖先、父辈生存历程经受创伤的阴影,源自自我成长中现实创伤的不断叠加,也源自各种创伤原型意象的反复呈现。
    (一)家族败落创伤的阴影
    《土司和他的子孙们》是一癫痫如何用药部充满爱欲与苦难传奇的家族小说。生活在草原上的老祖先锁南普土司勇敢而又狂妄,为争夺心爱女人卓玛和报复索朗土司的羞辱,发起了一场使全家族罹难的战争,最终失去官寨,逃亡异乡,不得不开始农耕生活。祖父王烧子天生彪悍倔强,不认输服软,在瘟疫中失去父母后又遭到“穿签”的惩罚,受村人白眼、唾骂和折磨,在抽大烟中耗尽家产,欠下赌债,逃亡异路。后来,祖父当脚户赚钱后在河州城捐了个保安队副队长,回乡后盖宅子、赎田产,成了大财主,摆平两村分水的争端,力排众议强娶女人,消灭索朗土司,报复李汉杰父子。他曾做过解放军俘虏,后又帮助解放军渡河、剿匪,后在土改中被枪毙。“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祖父,但我祖父的身影总是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姿势,出现在我脑海里。”“传说”中的祖先的辉煌业绩与“血光之灾”经常出现在王世文的梦中。作为勇猛强悍、敢爱敢恨的土司的子嗣,王世文对自己的怯懦和犹豫愧疚不已。“我曾经试图使自己刚强起来,但几经努力,仍是无济于事。跟我祖父比起来,我连他脚趾里的垢痂都不如。”大伯的归依佛门起因在于痛恨作为继父的王烧子,难以忍受别人的闲言碎语和同学们的热嘲冷讽,成为五世鲁丹巴活佛后,佛的信念成为支撑他生命的精神力量,但牧女卓玛火辣辣的热恋使他陷入情魔的困扰之中,不得不以自制的草药毁阳根的方式结束这场情劫孽债。大伯为积石山一带的民众做法事“挡冰蛋”导致口吐黑血,又因金木匠、卓玛的死而身心俱损,并在喇嘛寺被毁后还俗归家遭受批斗,后来遭焚尸之劫。“我大伯的存在,就像一颗钉子,深深地�a进我父亲乃至全庄人的灵魂里,只要他们见到我大伯,他们的灵魂就要疼痛。”大伯自断男根事件不仅是对家族成员的生命刑罚,还是对王世文成长的精神阉割。父亲贡布在加入了进步组织“河州青年社”,宣传革命,河州城解放后偷偷参军,跟着大军西进,接到父亲求救信后,从部队请假回家,在祖父、祖母一命呜呼后不愿再参加部队,后被当作逃兵送上了军事法庭,父亲服刑三年出狱后成了一个西番庄的农民,引导村民筑堤坝、种花椒、盖祠堂,却因“地主”身份受到批斗与歧视。可以说,祖辈的苦难历程就是留给王世文的创伤性“遗产”。
    面对祖宗的功过是非,作为土司后裔的王世文常常处在双重矛盾困境中。王世文一方面追思往昔,回溯祖先的业绩与荣光,另一方面也在反思祖先失去草原、失去姓氏、失去亲人、失去生命的苦难乃至给子孙带来的罪孽。“你们已经得到惩罚,而这远远不能抵消你们的罪孽。我,你们怪异的行为造就出的怪胎,在承袭了你们血脉的同时,加倍偿还着你们的罪孽。”祖辈的苦难有来自自身的逞强好胜、狂放恣意、乱伦禁忌、本性爱欲等缘由,也有宗教惩罚、自然灾害、战争灾难、政治动荡以及民族的融合、冲突等社会因素。
    (二)自我经历创痛的叠加
     王世文在生活中经历着现实的创痛,其成长史可谓一部创伤史。“我的一个个梦,都是叫现实粉碎的。”《土司和他的子孙们》叙述了王世文一生梦想破灭的过程。在村里,他身体单薄,作为“地主”的子孙,少年时常受别人欺侮、误解、和冤枉,父亲被民兵批斗毒打的事件又强烈地刺激着他脆弱的神经,最后落下了昏厥症的病根,一生便恶梦不断。“我平生第一次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成份’这个要命的字眼带给我的巨大伤害,它就像一股旋风,把我体内所有跟自尊和骄傲沾点边的东西全都裹挟而去。”在学校,他受到老师的歧视。“上学成了我生活中一件极为苦恼的事情。”学校排演《红灯记》,他担任受人蔑视的叛徒王连举这一角色,排练的过程就是其灵魂和自尊被一点点残忍剥落的过程。求学之路也因家庭成份而一路波折。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家成为农民。“飞翔的梦,只能凝固在灵魂深处某个幽暗的圪崂里,长满岁月阴冷的苔藓。”“我的身体天生羸弱,再加上后来一次次从肉体到精神的创伤,现在已经到了糟糕透顶的地步。整日整日的失眠,就像一把老钝的钢刀,残酷地割裂着我的意志。我头脑胀痛、精神恍惚,有时还伴随着可怕的失忆。最剧烈的时候,我的抑制力会完全消失。我用手肆无忌惮地撕抓自己的胸脯,用拳头无情地捶打自己的脑袋,直到将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祖辈创伤的阴影笼罩、自我创伤的纷至沓来使王世文的精神痛苦不堪,使其变得自暴自弃、自卑自虐,对人生充满了悲观与绝望。
     爱情创伤是王世文精神痛苦的重要原因。与英子自由自在的交往和两小无猜的情谊是其灰暗生活中的唯一亮点。“在我与英子十多年的交往中,有过诗情画意般的浪漫,但更治疗癫痫的方法有哪些多的却是风风雨雨的磕绊,甚至是彼此的伤害。”随着英子的上高中、上大学,他与昔日恋人的距离越来越远。王世文后来当了社请教员,但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当知道英子以牺牲自己婚姻幸福、父亲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换来当教员的资格时,更是受到打击,而英子被抛弃后的跳楼自杀更让其伤心欲绝,精神更是陷入痛苦的深渊。王少卫从小喜欢王世文,但常常是一厢情愿,后来她听从当副市长的叔叔王世红的安排,嫁给医院院长的儿子,叔叔垮台之后,她的婚姻也就走到了尽头。饱受世态炎凉,王少卫变得表情呆板、面孔阴冷、性格乖戾、精神颓唐。王世文与王少卫在失意中有了肉体与灵魂的纠缠,但最终无果而终。王少卫自杀于“幸福桥”无疑让王世文的情感伤口再添盐粒,爱的灯火就此完全熄灭。“少卫是那么满怀深情地爱着我。然而,我的懦弱和优柔寡断,深深地伤害了她。”王世文后因精神病再次发作而住进疗养院,又因精神错乱用盆子砸伤人而被拘捕,成了“囚犯”。王世文的记忆中不仅沉淀了家族罹难的创痛伤疤,还留存了其他的生命个体在非常时期的不幸遭遇,如小学教师刘老师因出题有疏漏而遭受批斗、梅老师未婚先孕后不得不选择死亡、老哇头等“黑五类”的被批斗致死、扎西大叔与葱花违背村俗的恋爱最终以悲剧告终等,使其精神上的“伤口”不断加深、扩大、感染,难以愈合。从天真烂漫的少年到精神错乱的青年,从热爱生命、追求梦想到仇视自我、丧失希望,这就是王世文的经受伤痛并结满疮疤的人生历程。
     (三)创伤意象原型的复现
     “文学原型是生成的而不是现成的和先在的。它是人类社会在漫长的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过程中,面对自然宇宙和社会人生的典型情境所生成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这种心理经过世代反复形成各种心理模式,经由文学意象而得以显现。”[2]《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不仅通过回忆与转述展现伤痛的叠加过程,还通过一些原型意象的不断复现来强化叙述主体的创伤性情感。“马蹄莲”之伤、“黄菊花”之枯、“神石”之失、“八角大碉”之毁等意象变化就呈现着家族的“集体无意识”。“马蹄莲”、“黄菊花”在小说中是女性神话形象的象征性表现,而“神石”、“八角大碉”是男性神话形象的象征性表现。“马蹄莲”作为女性形象与身份的隐喻,不仅呈现对他英子的爱恋上,对还体现在他对王少卫的思恋中。“破损的叶片、枯黄的花瓣,分明是遭受了不可抗拒的灾祸。”“甚至还能听到,那残败的花朵里面,有被摧残的灵魂挣扎的声音。”黄菊花意象则与大伯的悲剧情感故事边在一起,黄菊花就是卓玛生命的象征,也是一段惨烈爱情的见证。“神石”意象是土司家族逃亡与获救、繁荣与衰败的历史物证。“几百年来,它就像一个粗砺的楔子,深深地嵌在人们的灵魂深处,谁要是一不留心稍稍动它一下,整个庄子就会感到疼痛。”“这决不是锁南普给后人立下的丰碑,而是粗暴地烙在子孙身上的一颗火印。”“这火印至今还散发着难闻的血腥。”“八角大碉一直是西番庄人世代相承的精神寄托。尤其是供奉在大碉堡顶端的神石,更是被视为神物,决不容许任何人民诋毁和轻侮。每年除夕,西番庄的男女老少,全都聚集在八角大碉的下面,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神石”的落水消失与“八角大碉堡” 的最后倒塌就象征了锁南普土司家庭的最终败落。此外,作品中的甲虫意象、刺猬意象、蛇意象等也是对自我身份、家族命运或潜或显的喻示,共同组成了一个具有创伤性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意象体系。
    王世文的精神世界承继了家族的“集体无意识”。叙述者对祖先的回忆中既有追溯往昔辉煌的心理动机,有寻找宗族文化精神密码的内在需求,也有对历史巨变中家族无法把握的心理焦虑,他的家族血脉与精神脐带最终被搁置在断裂、空洞、虚无之中。血统尊贵与血统歧视的并置与悖论使他感受到了人生命运的不可把握,造成他精神世界的分裂。爱恋之殇、家族之殇、生命之殇、理想之殇等多重因素的不断累积成为了他精神上的鞭笞之刑与牢狱之灾。可以说,《土司和他的子孙们》就是对个体生命、家族命运甚至底层民众苦难的创伤记忆的文学传达。
    三、叙事功能:文学治疗
    叙事就是用话语来虚构社会生活事件的过程。叙述主体在叙述中将郁积于胸、堵填于心的情感块垒化解、释放,最终达到文学对个体生命的情感与精神的治疗功能。“叙事治疗的基本医学原理在于,叙事本身的心理学动力因素具有意识的引导和潜意识的激活之双重作用。”[3]文学治疗的功能历来就为许多文学理论癫症状有哪些家和作家所重视。加拿大文学理论家弗莱在《文学与治疗》中说:“我只想提醒大家,在当今这样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不应当忽视文学和艺术所具有的助人康复的巨大力量。”[4]美国文艺理论家阿恩海姆在《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中说:“将艺术作为一种治病救人的实用手段并不是出自艺术本身的要求,而是源于病人的需要,源于陷于困境之中的人的需要。”[5]鲁迅对旧中国社会病态与人们精神痼疾的关注、郁达夫对青年知识分子精神忧郁症的表现、徐�的对爱情困顿中精神病患者的悲叹等都体现出这一点。“疾病”与“医生”在作品中是一种隐喻的修辞,以“疾病”为创作对象与以“治疗”创作动机均潜隐于中外文学作品之中。
     《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中的叙事者王世文是一个具有强烈诗性气质的人物。王世文试图通过文学创作来获得心灵的平衡与安宁,以此达到“治疗”目的。“人可以选择死,但无法选择生。所以,我无法抛弃这与生俱来的伤痛。现在,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拖着浑身的伤痛,躲在潮湿而又僻静的崖下,用自己的舌,轻轻疗舐流血的伤口。”他选择了诗歌创作作为治疗其精神创伤的重要方式。“迫于这种压力,我不得不写一些自以为是的文字来维持对生活的兴趣。”“我企图用我温良的笔触,来化解淤积在心灵深处冰块样坚硬的往事。” “我把苍凉的岁月里用心咀嚼成苦涩的汁液,慢慢啜饮;我把未成形的爱情用自己的体温孵化成飞动的诗情,在灵魂的一隅沉重地放飞。”“我越来越意识到,那空气般弥漫的诗絮,成了我呼吸的源泉,那粗糙而又廉价的诗笺,成了我安放灵魂的家园。”王世文的诗歌创作其实不是对个人才情的展现,更多是对自我创伤的抚慰,对精神痛苦的文学救赎。“我是这片森林的最后一个诗人。我的湿润的印堂正射着高贵的光芒,我用诗人脆弱的心灵苦苦捍卫这片遗忘的土地。”其创伤性的体验在文学创作的“沉重地放飞”中得到一定的宣泄和排遣。
    “形形色色的土著文化和部落社会均可成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反光镜。”[6]除了诗歌创作,叙述者王世文通过大地精神、宗教精神、民间精神等“土著”的“药剂”来“疗伤”。叙述者以大地精神治疗叙述者的情感创伤。王世文对这块多元文化碰撞和冲积的大地怀有无限的深情,他对草原牧场、山川河流的诗意描摹是其精神疗救的一种表现。小说中多次描写优美的自然景观,如由繁密的油菜花、粉红苞蕾的豌豆、拔节的青稞、带着牧歌韵律的银川河等组成的自然景色。作为游牧文化的子孙,王世文对自由舒展雄健的草原生活充满了强烈的向往。“大片大片的草场,像浓浓的、绿绿的流汁,从眼前不断地蔓延开去,一直渗进遥远的、雪山与草地相接处的雾霭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得感谢扎西大叔,感谢积石山牧场。也正是那段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将我的生命之中淤积成冰块的忧患,悄悄置换成了火热的激情。”草原的轻风、柔美的水声、淡淡的花香,使人获得脱胎换骨的清爽,也寄寓着无限的眷恋思念,王世文便在亲吻慈祥温暖的大地母亲的过程中抵御人世间的寒冷与精神上的痛苦。
    王世文以宗教精神治疗叙述者的情感创伤。他常常在幻想中获得一种自由与幸福,例如在受到难以忍受的侮辱和挑衅后在昏厥状态,感觉到有冰清玉洁的白衣仙子降临。王世文小名“佛保”,这是父母渴望神佛保佑子女幸福的期许,然而这种期许在政治动荡的社会中注定是无法实现的。此外,“万物都有它的劫数和归宿”、“无所谓佛,无所谓魔。当下成就,一切解脱”、“前路漫漫,风云莫测”等五世鲁丹巴活佛的禅思之语、嘉措师父的佛理之言等在一定程度上在抚慰着“我”对人生痛苦的体认,使得“我”的言语之间也有了“缘起则生,缘灭则死”、“人生就像一场梦,醒来方知两手空”等佛家观念。再者,小说在结构安排上亦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第一章“缘起”于“伤痛”,最后一章则“寂灭”于“伤痛”。叙述者以民歌精神治疗叙述者的情感创伤,小说中多次出现锁南普土司时代的一首出征歌是颇有深意的。“豹子在凶险的森林里取胜,/男人在杀敌的战场上取胜,/女人在新婚的夜里取胜。啊,加油,加油,加油!”民歌中获得胜利的豹子、男人和女人都体现出胜利者的姿态,对其反复引述其实就是对一次次对家族力量的不断汲取,尽管这种象征性存在的过去勇猛力量的基因并没有流淌在王世文的血脉中并转化为其精神复兴的力量源泉。此外,西北“花儿”、“贤孝”的引述与普希金、叶赛宁诗歌的吟哦也增强着小说的“泄导人情”的情感治疗功能。
    四、叙事品格:超越创兰州治疗癫痫病医院
    疾病和疗救的主题成为仅次于爱与死的文学永恒主题。文学的治疗功能在于满足游戏、补偿幻想、排解压抑、消除紧张、确证自我等。中外文学中均有文学治疗“创伤”心理的文学案例。枚乘《七发》以“听圣人辩士之言”来实现对“楚太子有疾”的文学治疗,宋玉《高唐赋》以神游高唐、梦会神女来疏导和宣泄楚王长期受压抑情结而达到“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的文学治疗,泰戈尔《吉檀迦利》以向神灵诉求的方式表达对美和自由的信仰与追求来医治精神的苦闷,《一千零一夜》中的山鲁佐德用系列故事建构的幻想世界来冶疗患有精神障碍和虐狂心态的国王。
    王世文试图通过诗歌创作摆脱祖先创伤的阴影,泄导生命个体遭受损害的诸种体验,以对抗精神的绝望,但他最终无法解决“治疗”与“创伤”之间巨大创痛,他的“文学治疗”最终以失败告终,这种结果是巨大的“创伤”与有限的“疗效”之间强烈冲突的必然结果。然而,王世文的失败治疗恰恰是作家阿寅文学治疗的成功,因为作家的创作目绝不会囿限于“治愈”的结果,而在于“治疗”的过程。王世文也许就是一个“药引”,而作家给我们浸熬、烘焙的就是《土司和他的子孙们》这一混合并浓缩了各种生活苦味与人间悲欢的巨大“药丸”。
    “疗程”就是作家话语表达的过程,对创伤过程的审美观照与理性反思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创伤的超越,就是对心灵创伤的文学疗救。从创作实际来看,阿寅分别从审美情感与历史理性中实现了对“创伤”的超越。从审美情感的角度来说,小说的叙述具有“苦难美学”的特征,对创伤的反复书写使作品表现出浓厚的悲悯情怀,字里行间涵括着作家凝视伤痛、抚慰伤疤、渴望生命尊严、寻找精神家园的情感趋向。当然,这既与作家本人的创伤性体验有关,还与作家对对生命畸态、社会苦难、精神困境的理解密不可分。读者在阅读小说之中能够获得返视历史创伤、审视自我处境、仰望精神高原的多重审美境界,使心灵情感得到净化。作家投向许多悲剧事件的目光是温情而又悲凉,读者释卷后的情感的喟叹、思想的升腾也许就是作家最终想实现的“超越创伤”的美学理想。从历史理性的角度来说,阿寅通过小说创作表现了对社会历史进程及其悲剧性的多元思索。不管对土司制度变迁的表述,还是对政治动乱的言说,作家伫立在历史的河岸边,在“诗意的裁判”中完成了对过去的“告别”。尽管这种“告别”充满阵痛与苦难,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无法逆转却是作家最为清醒的理性认识。与阿来《尘埃落定》、尕藏才旦《红色土司》、降边彭措《最后一个女土司》、黄光耀《土司王朝》、苏晓进的《末代土司》等“土司”系列长篇小说一样,《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也在向一个逝去的制度、时代、家族“告别”。与此同时,阿寅对土司家族之间的战争、民族文化的同质化、政治动荡中的生命悲剧等也进行了理性的反思,传达着不要让历史悲剧重演的理性吁求。
    《土司和他的子孙们》与新时期“伤痕文学”中的抒情方式与思想表达有某种相似之处,也与“家族小说”中的寻根情结与反思色彩异曲同工。值得注意的是,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寻根小说”到“家族小说”,中国当代文学对“创伤”与“家族”的叙事有着较多镜鉴的经验和教训。如何伫立在新的思想高度审视社会的文化转型与精神嬗变,超越模式化的“伤痕”叙事与“家族”叙事,从“旧伤”中发现人类的“新痛”,从“家族文化”中发掘出“民族精魂”,应当是作家不断深思的文学命题。
参考文献
    [1] 阿寅.土司和他的子孙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文中未注引文均出自本作品).
    [2] 程金城.中国文学原型论[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0.
    [3] 叶舒宪.叙事治疗论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7):53-55.
    [4] 转引叶舒宪.文学治疗的原理及实践[J].文艺研究1998(6):80-87.
    [5] 阿恩海姆.作为治疗手段的艺术[A].艺术心理学新论[M],郭小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45.
    [6]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7.

作者:不详 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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